至于身外的名利，更是可有可无的虚幻之物，连生死都已经看透，又何必追逐这些使人痛苦的虚妄呢？想到这里，我们才会觉得生活得自在，死时也会安然而去，哪里还会在乎名利的得与失呢？而芸芸众生中能坦然面对生命的实在太少了，所以才会在生死轮回的苦海中旋转沉浮，得不到身心的解脱。

作诗能把眼前光景，胸中情趣，一笔写出，便是作手，不必说唐说宋。

写诗的人能够把眼前所看到的景致，胸中的意趣，一笔表达出来，便算是作诗的好手，不必引经据典，说唐道宋。

诗是作者内心真情实感的流露和自然的表达，只要能够准确地描绘出胸中意境和大千世界，就可称得上是个作诗的好手了，何必非要与唐宋相提并论，受它们的约束呢？如果只知参照唐宋之诗赋作诗的话，就会丢失许多自我的东西，难以有自己的真知灼见，难以体现自己的真正价值，所以凡事保持一点真我的东西才可体现生命的价值所在。正如王国维所说：“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传》《红楼梦》之作者是也。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可见不管什么样的诗人，都必须酣畅淋漓地书写出自己的胸中情趣，才能留下千古绝唱的好诗篇。

过着隐居山林的生活，就避免了世间的荣华与耻辱；在追求道义的路上，没有人情的冷暖可言。

隐居山林的人，放弃了对世间荣华富贵的追求，去除了名利之心，自然就无所谓得失了，更不会感到有什么荣辱之分了。他们厌倦了人生的争斗，不会再关心自己在世间的名声是好是坏，正是由于不执着于名声，才渐渐远离了让人烦恼不已的荣辱之观。可见“心”是荣辱的关键，有心恋荣辱，荣辱处处在；有心舍荣辱，荣辱处处无。

那些追求道义的人，不是不知世态炎凉、人情冷暖，而是因为他们只顾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所追求的事业中去，所以根本没有时间去体察世态如何、人情如何。义无反顾地追求道义，又何来闲心去计较世态是炎还是凉呢？

闻谤而怒者，谗之囮；见誉而喜者，佞之媒。

听到毁谤的言语就勃然大怒的人，往往会给进谗言的人以可乘之机；听到赞美的话就沾沾自喜的人，很容易走进谄媚人的圈套。

心胸狭窄之人，一听到别人的谗言谤语就怒气冲天，做出一些不理智的事情来，结果反倒给那些爱进谗言的人许多机会，让他们达到了自己预期的目的。听到毁谤之语不但不反省自身、探明虚实，却怒而视之，从而使心里有了谗言生长的土地，又怎能得到身心的清净呢？正如墙上什么地方有缝，风就会吹进来，如果只喜欢好话，而听不进批评之言，别人自然会投其所好，进谗献媚之人就有机可乘了。

喜欢听奉承话的人，容易迷失自己的本性，掉入别人设下的陷阱。《伊索寓言》中就有一个绝佳的例子，一只狐狸为了得到树上的乌鸦嘴里的一块肉，便在树下说起奉承话来，几经努力后，终于使乌鸦开了口，把自己口中的食物送到了狼的嘴里。由此可见，喜欢听虚假话的人，给了那些奸诈小人许多打倒自己的机会。

人胜我无害，彼无蓄怨之心；我胜人非福，恐有不测之祸。

别人胜过我并没有什么害处，这样他便不会在心中积下什么妒恨；我胜过别人不见得是福分，也许会有难以预测的灾祸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