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庄子》、《文子》、《曷鸟冠子》、《经法》

《庄子》是庄子及其学派的著作汇编。庄子名周，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思想，崇拜自然，宣扬“无为”，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争乱，包括战争都是与人的自然本性相违背的，因此战争无所谓正义和非正义之分，更不要“为义偃兵”，认为“为义偃兵”，实际为“造兵之本”。他主张“无以巧胜人，无以谋胜人，无以战胜人”。认为一切顺应自然，世界上就不会有战争，如果想依靠战争来成就大事，必然会走向灭亡：“圣人以必不必，故无兵；众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顺于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则亡。”

《汉书·艺文志》“道家类”著录《文子》九篇，可能产生于战国晚期。它虽借《老子》的言语来发挥自己的思想，但其思想与《老子》颇多不同，在军事思想方面，它主要提出：

“挟义而动”的战争观念《文子》认为战争的起源是同君主的产生相一致的。人类社会之所以设置国君，目的是为了禁止“暴乱”，而要去“暴乱”，便出现了战争。这种去“暴乱”的战争便是正义之战。因此，它主张战争并“非利土地而贪宝赂”，而是为了“存亡平乱，为民除害”，这就是说要“挟义而动”。这种“挟义而动”的“义兵”能够起到“不战而止”的作用：“义兵至于境，不战而止；不义之兵，至于伏尸流血，相交以前”。这种“义兵”也必然得到民众的拥护和支持。它说：“国之所以强者，必死也；所以必死者，义也；义之所以行者，威也。”《文子》着重探讨了争取民众支持战争的问题，它认为战争如果基于广大民众的利益，“以为人者”，就必然得到民众的支持；如果“以自为者”，为了个人的私欲而进行战争，就必然遭到民众的反对：“举事以为人者，众助之；以自为者，众去之。众之所助，虽弱必强；众之所去，虽大必亡。”这一思想是十分可贵的。

“先胜而后战”。《文子》借鉴吸收了孙武有关“先胜”的观点。指出：“王兵先胜而后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此不明于兵道也。”但是《文子》所讲的“先胜”是和孙武子的“先胜说”有所不同的。它主要是指“先为不可胜之政”，即首先在政治上取得优势，然后出兵打仗。他明确指出，如果一个国家在内政未修洽的情况下匆忙劳师兴众，那么将会毫无收获。“以未治而攻人之乱也，是犹以火应火，以水应水，莫足以相治。”

“先弱敌而后战”。《文子》的这一观点可能来源于《六韬》：“夫先胜者，先见弱于敌，而后战者也。”而《六韬》“先见弱于敌”观点，实际上就是对《孙子》“能而示之不能”的“示形”思想的另一种表述。《文子》的“先弱敌”主要的实际含义是，想方设法削弱敌人的战斗力，达到我强而敌弱的目的，它说：“善用兵者，先弱敌而后战，故费不丰而功十倍。”

《曷鸟冠子》相传是曷鸟冠子所作。曷鸟冠子，是隐士之名，班固在《汉书》注中说他是“楚人，居深山，以曷鸟为冠”。从其思想内容看，《曷鸟冠子》具有道法家的性质。

在军事思想方面，《曷鸟冠子》提出了“人道先兵”的观点。《近迭篇》中，庞问曷鸟冠子说：“圣人之道何先？”曷鸟冠子说：“先人”。又问，“人道何先？”曷鸟冠子说：“先兵”。可见《曷鸟冠子》是把战争问题放在首位的。这种“人道先兵”的认识，可以说是对先秦兵家重人事重战争思想的发展。根据“人道先兵”的认识，《曷鸟冠子》认为兵“不可一日忘”，“兵者百岁不一用，然不可一日忘也，是故人道先兵。”

《曷鸟冠子》提出了重“计”、“权”、“势”的作战指导思想。“重计”。“《曷鸟冠子分在解释《孙子圹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这句话是说，“工者贵无与争，故大上用计谋，其次因人事，其下战克”。它主张用计谋，来迷惑敌国君主，使他变更本国的风俗，变得骄奢放纵，无所顾忌，从而失去圣人的法度，这样便可“不战而胜”，这是最佳的战略选择。所以，《曷鸟冠子》不同意“皆强大者必胜，小弱者必灭”的说法，指出假如这一说法能成立，“是则小国之君无霸王者，而万乘之主无破亡也。”而事实并非如此。“重权”，即注重权变。《曷鸟冠子》认为“胜道不一”，在军事上能够做到灵活、多变，那么往往可以争取主动，赢得胜利。“重势”，即注重有利的态势。它指出：“在势，故用兵有过胜”，主张“兵以势胜”。而要造成有利的态势，首先要“不倍时而弃利”，即不放过有利的作战时机。它认为如果认识和把握住有利的作战时机，便是掌握了“道”，即作战指导的基本规律：“知时者与道证，弗知者危神明。”其次，要“出实触虚”。其三，要快速“暴疾捣虚”。其四，要“避我所死，就吾所生，超我所时，援吾所胜”，即扬我之长，避我之短。如能做到这几点，《曷鸟冠子》认为就如同“乘流而逝，与道翱翔”，可以无往而不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