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身外的名利更是可有可无的虚幻之物连生死都已经看透又何必追

至于身外的名利，更是可有可无的虚幻之物，连生死都已经看透，又何必追逐这些使人痛苦的虚妄呢？想到这里，我们才会觉得生活得自在，死时也会安然而去，哪里还会在乎名利的得与失呢？而芸芸众生中能坦然面对生命的实在太少了，所以才会在生死轮回的苦海中旋转沉浮，得不到身心的解脱。

作诗能把眼前光景，胸中情趣，一笔写出，便是作手，不必说唐说宋。

写诗的人能够把眼前所看到的景致，胸中的意趣，一笔表达出来，便算是作诗的好手，不必引经据典，说唐道宋。

诗是作者内心真情实感的流露和自然的表达，只要能够准确地描绘出胸中意境和大千世界，就可称得上是个作诗的好手了，何必非要与唐宋相提并论，受它们的约束呢？如果只知参照唐宋之诗赋作诗的话，就会丢失许多自我的东西，难以有自己的真知灼见，难以体现自己的真正价值，所以凡事保持一点真我的东西才可体现生命的价值所在。正如王国维所说：“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传》《红楼梦》之作者是也。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可见不管什么样的诗人，都必须酣畅淋漓地书写出自己的胸中情趣，才能留下千古绝唱的好诗篇。

过着隐居山林的生活，就避免了世间的荣华与耻辱；在追求道义的路上，没有人情的冷暖可言。

隐居山林的人，放弃了对世间荣华富贵的追求，去除了名利之心，自然就无所谓得失了，更不会感到有什么荣辱之分了。他们厌倦了人生的争斗，不会再关心自己在世间的名声是好是坏，正是由于不执着于名声，才渐渐远离了让人烦恼不已的荣辱之观。可见“心”是荣辱的关键，有心恋荣辱，荣辱处处在；有心舍荣辱，荣辱处处无。

那些追求道义的人，不是不知世态炎凉、人情冷暖，而是因为他们只顾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所追求的事业中去，所以根本没有时间去体察世态如何、人情如何。义无反顾地追求道义，又何来闲心去计较世态是炎还是凉呢？

闻谤而怒者，谗之囮；见誉而喜者，佞之媒。

听到毁谤的言语就勃然大怒的人，往往会给进谗言的人以可乘之机；听到赞美的话就沾沾自喜的人，很容易走进谄媚人的圈套。

心胸狭窄之人，一听到别人的谗言谤语就怒气冲天，做出一些不理智的事情来，结果反倒给那些爱进谗言的人许多机会，让他们达到了自己预期的目的。听到毁谤之语不但不反省自身、探明虚实，却怒而视之，从而使心里有了谗言生长的土地，又怎能得到身心的清净呢？正如墙上什么地方有缝，风就会吹进来，如果只喜欢好话，而听不进批评之言，别人自然会投其所好，进谗献媚之人就有机可乘了。

喜欢听奉承话的人，容易迷失自己的本性，掉入别人设下的陷阱。《伊索寓言》中就有一个绝佳的例子，一只狐狸为了得到树上的乌鸦嘴里的一块肉，便在树下说起奉承话来，几经努力后，终于使乌鸦开了口，把自己口中的食物送到了狼的嘴里。由此可见，喜欢听虚假话的人，给了那些奸诈小人许多打倒自己的机会。

人胜我无害，彼无蓄怨之心；我胜人非福，恐有不测之祸。

别人胜过我并没有什么害处，这样他便不会在心中积下什么妒恨；我胜过别人不见得是福分，也许会有难以预测的灾祸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