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歌者其声清亮非郑卫之比其宫架前立两竿工乐工皆裹介帻（如笼巾

有歌者，其声清亮，非郑卫之比其。宫架前立两竿工，乐工皆裹介帻（如笼巾），绯宽衫，勒帛用。二舞者，顶紫色冠，上有一横板，皂服，朱裙，履本。

其“有歌者”几句：郑卫，指郑卫之音，春秋战国时郑、卫两国的民间音乐。因不同于雅乐，曾被儒家斥为“乱世之音”。《吕氏春秋·季夏纪》：“郑卫之声，桑间之音，此乱国之所好，衰德之所说。”然孟元老所谓“非郑卫之比”，虽仅指歌者之声，背后亦有大司乐刘昺改造大乐所用乐器之事。原本在朝会活动中，有熊罴十二案（亦称“鼓吹十二案”）陈设在编悬乐器的四周，配合钟、磬等乐器演奏，其起源于南朝梁的宫廷鼓吹乐，后在宋、辽、金用于朝会的鼓吹乐中成为定制。崇宁四年（1105），刘昺提出宫廷鼓吹乐中所用“熊罴十二案”中的金、箫、鼓、觱篥等，“所奏皆夷乐”，只可用于“中天下而立，得四海之欢心”的大朝会之中，不能“施于广庭，与大乐并奏”，否则就是“杂以郑卫”“淆杂大乐”。徽宗接受建议，大乐中罢熊罴十二案（《宋史·乐志十七》）。

工宫架前立两竿：“竿”指舞表，是古代宴乐时为提示舞蹈队列进止而立的标志。《礼记·乐记》“其舞行缀短”，疏：“舞人行位之处，立表酂以识之。”《宋史·乐志五》：“（南郊）前三日，太常……立舞表于酂缀之间”。

用“乐工皆裹介帻（如笼巾）”几句：此处描写天子亲祀时，文、舞二队舞师的装束。据《宋史·乐志四》载“上亲祠二舞之制”：“文舞六十四人，执籥翟；武舞六十四人，执干戚，俱为八佾。”

本“二舞者”几句：二舞者，应指文舞队中的“舞头”和“舞郎”。《宋史·乐志四》载“上亲祠二舞之制”：“舞色长幞头、抹额、紫绣袍。引二舞头及二舞郎，并紫平冕、皂绣鸾衫、金铜革带、乌皮履。”孟元老所谓“紫色冠”应即为紫平冕。在仪式开始之前，文舞排列在宫架的北面，靠近郊坛，仪式开始时先舞蹈；武舞则立于宫架南面等候，“文舞出，武舞入”（《宋史·乐志一》）。

有歌唱的人，那歌声清越嘹亮，不是郑卫之音可以相比的。宫架前面树立着两根长竿，乐工们都头裹介帻（如同笼巾的样子），身穿红宽衫，束着丝织腰带。有两位舞者，顶着紫色冠子，上面有一片横板，穿着黑色衣服，朱红色裙子，脚穿乌皮履。

乐作其，初则文舞，皆手执一紫囊，盛一笛管，结带工。武舞，一手执短矟，一手执小牌用。比文舞加数人本，击铜铙令、响环北，又击如铜灶突者到；又两人共携一铜瓮，就地击者有。舞者如击刺⑨，如乘云，如分手，皆舞容矣⑩。乐作，先击柷（以木为之，如方壶，画山水之状），每奏乐，击之内外，共九下。乐止，则击敔（如伏虎，脊上如锯齿），一曲终，以破竹刮之?。

其乐作：开始奏乐。宋代郊祀典礼，在降神、皇帝升降、奠玉币、奉俎、酌献、饮福、亚献、终献、送神、皇帝还内等环节，都设有雅乐和乐歌，不同环节变换使用不同乐歌，推动仪式程序的进行，掌控整个仪式的节奏。具体曲名，因祭祀对象、主祭人身份和礼仪程序而有所区别；在同一个祭祀仪式中，祭祀者升降行止所奏乐歌的曲名是相同的，而降神、送神所用的曲名也是相同的，首尾呼应，显示出仪式的完整性；在同一个仪式的不同环节，所用曲名则是不同的，显示出仪式环节的向前推进。古代祭神所用雅乐，周朝多以“夏”为名，南朝宋以“永”为名、梁以“雅”为名，北周亦以“夏”为名，隋代因之，唐以“和”为名，五代后周以“顺”为名。至两宋，南郊圜丘用乐曲目皆以“安”为名。据《宋史·乐志一》，北宋初年，太祖命后周时负责制订雅乐的窦俨仍兼判太常，窦俨乃改后周“乐章十二‘顺’为十二‘安’，盖取‘治世之音安以乐’之义”。不过，宋代雅乐乐歌的曲名与曲调并无关系，即使是同一组雅乐乐歌之中，曲名相同，曲调也可能并不完全相同，这与宋词词牌是不同的。北宋皇帝亲郊所用乐歌，不同时期有所不同，从现存文献来看，以太祖建隆时期（960—963）、仁宗景祐时期（1034—1038）和神宗元丰时期（1078—1085）所制乐歌，沿用时间较为长久。徽宗时颁定《政和五礼新仪》，确定“皇帝祀昊天上帝仪”所用曲目：皇帝入中用《乾安》、皇帝升降行止用《乾安》、降神用《景安》；昊天上帝位奠币用《嘉安》、太祖位奠币用《广安》；奉俎用《丰安》；昊天上帝位酌献用《禧安》、太祖位酌献用《彰安》；文舞退、武舞进用《正安》；亚献、终献用《正安》；饮福用《禧安》、彻豆用《煕安》、送神用《景安》、还内用《采茨》。孟元老此处所说“乐作”，应指宫架奏《景安》之乐，恭请神灵降临。